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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範子軍
　　從2015年元旦開始，廣東職工可以就勞動報酬、保險或者福利等八大項內容與企業進行平等協商。依據剛修訂的《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》，半數以上職工提請即可提出工資增長等協商要求。(9月29日《南方都市報》)
　　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，擴大勞動者在權益實現、保障和維護中的話語權，立法初衷和制度善意毋庸置疑，但是，無論是在以往的實踐中，還是未來的維權預期，顯然都讓人難言樂觀。明確半數以上職工提請即可提出集體協商，固然體現出“大多數”原則，但實際效果卻很有限，勞動者維權不可能指望人多勢眾。
　　事關自己的切實利益，提請工資、福利集體協商，想必廣大勞動者都會積極、踴躍且主動，半數以上職工提請這個前提並不難達成，問題在於即使大家的訴求完全合法、合理，資方會買賬嗎?不買賬又怎麼辦?昔日少數集體協商工資成功的個案，幾乎都離不開工會、勞動部門的協調“做工作”，足見並非“人多力量大”。
　　在民主法治不斷走向健全、完善，依法治理日益成為共識的新形勢面前，勞方與資方的博弈，顯然越來越有必要納入法制的軌道，而不應只是依賴討價還價式的“協商”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建立健全工資良性、動態增長機制，強化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制度，才是治本之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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